В. П. Васильев.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3 第一章 开篇简论 是现在，其对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经济、政治、思想以及文 学）都具有更大的影响。 当年我们在粗通儒家经典之后，更愿意研究其他更为专门的中国文献 类别。我们发现，儒学并不包含某种符合当今概念和观点高度的学说。然 而，当我们进行系统的文学教学时，便无法将儒学排除在外了。既然眼下 愿意着手完成交付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最想做的就是将我们不无新意和创 意的观点表达出来。我们不想让这些来自学术研究却未能给予科学表述的 思想从此消逝。即便这些思想将来被证明缺乏说服力，但如果能下大力气 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同样对从全新视角开展儒学研究有所裨益。 所以，在我们的著作中，知识普及或许第一次不是源于以往的著作， 更像是为撰写中国文学史学术著作开辟新路的一种尝试。 尽管其他各卷作者此次都将展示他们所掌握的参考文献和最新研究成果 作为一条原则，但我却要背离这一原则，因为我在这部概述性的作品中将不 会转述摘录其他欧洲学者著作中的文字，而是扼要地介绍自己的文章和授课 讲义。这些讲义的参考文献绝大部分都是汉文书籍。我所提及的著作，没有 一本是我未曾读过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用欧洲语言写成的中国文学 概论。我们至多也就知道伟烈亚力的那一本来自《四库全书》简明（不是完 整的）目录的枯燥书单。对某些书的个案分析以及对某位中国作者的介绍散 见于大量书刊之中，有上世纪的名著（如《中国丛刊》和《中华帝国全志》 等），还有雷慕沙、柯恒儒的作品，在过去和现在出版的杂志（如《亚洲 杂志》）中也有很多。其中有些杂志是专论中国的（如《凤凰》，《中国评 论》、《北华捷报》等）。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征引那些自身尚需受到批 判、说明、补充或者驳斥的文章，实在是得不偿失。 我们想指出的是，只有理雅各 1 所译《中国经典》称得上是一部巨著， 并且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需修订。这部著作虽尚未完成，但已经有 1 J ames Legge ， 1815–1897 ，英国著名汉学家——译者注。